把青春种进西边的风里

午后的阳光穿过纱窗打在我的脸上，我迎着光线望去，光线感觉柔和了许多，不经意瞥见角落里的行李箱，箱角挂着的花包早已褪去了颜色。里面干枯的格桑花瓣碎在我的掌心里，窗外的风仿佛此时掠过青海湖，夹杂着咸涩的水汽和青稞的香气，把花瓣吹成满天星光，连同思绪一起飘向远方。

初抵青海的那天，行李箱在火车站的水泥地上发出刺耳的声响。人群中的密语和脑海中的声音形成了一场交响乐。母亲在电话里担忧的声音还在耳畔回响，一行人就匆匆前往下一个地点。

山上还是整片整片的枯褐色，吉普车在蜿蜒的山路上颠簸了6个小时，低矮的校舍才在暮色中慢慢浮现。孩子们系着红领巾整齐地排列在操场上，腼腆地笑个不停，像极了一群可爱的小绵羊。校长多吉亲切地与我们握手，他的眼睛黑黑的，闪烁着一些亮光，嘴巴里不停说着“欢迎你们来。”

明春葳蕤，此刻却还有着冬的寒意。我们一起围坐在篝火旁，享受着初见的喜悦。多吉校长指着后面那座教学楼说：“想不到吧，30年前这里就是一片小土坡。”他满是皱纹的手摩挲着藏式木碗，眼镜片染上了一层雾气，我看不见他的表情，但仿佛能在寒冷中感受到夏的欢喜。听说第一届大学生支教团来时，孩子们在简易的木板房里上课，冻得手都拿不住笔杆。孩子们的脸上透出红红的云霞，风儿吹过他们额头上微微扬起的发梢，他们的笑脸也激起了我们心中的阵阵涟漪。窗外的风呼啸着扑打着玻璃，忽见墙上斑驳的奖状，那褪色的奖状里不知藏着多少代人的坚持。

推开校舍的门，两张斑驳的木桌分列两侧，红色油漆剥落的地方露出暗褐色的木纹，像是时光留下的划痕。以往支教团留下的铺盖，在两张铁架床上，叠起来居然有半米高。厚厚的墙壁，挡住了寒风的侵袭，上面还有很多凹凸不平的油漆，像是白茫茫的一片云彩。

第一次上课的时候，孩子们的坐姿十分乖巧，小小的头颅高高抬起。可惜语言上的不通很快打破了双方友好接触的幻想，就连他们口中一板一眼说出的普通话，也带着一些神秘色彩。我们之间隔了一条河，两队人马隔岸相望，孩子们微笑着招手让我们赶快渡河，可我们还没有找到合适的船。情急之下我的鼻子涌出许多红色的鲜血，多吉校长连忙把我带到办公室，倒上一杯温水。“高原地区空气干燥，要注意多喝水。”校长说完从抽屉里拿出一本藏语学习笔记递给我，上面没有署名，但能看出来是不同的字体。从此之后我便每天烧一大壶热水，虽然在那里水永远也烧不开，但是喝进身体里面总是会涌上阵阵暖意。脑海中经常会想起《菜根谭》里那句“花看半开，酒饮微醺”，喝温水起码避免了烫嘴，我想这应该是很大的一个优点。

夜幕悄然降临，我和同伴翻看这个学习笔记时，忽然摸到了床单上的针脚，那些歪歪扭扭的补丁里，藏着多少个彻夜难眠的夜晚呢？那夜，我也和星星在对峙，迟迟没有进入梦乡。

厨房里的米饭散发着焦香味，顿珠一路小跑着喊我们过去吃饭。他是我认识的第一个藏族小孩，也是班里普通话说得最好的一个，从此班级里的翻译官就有了人选。困难总是在实践中发现，随之而来的还有办法的显现。我们自行编写了双语教学方案，每天和课代表一起加紧训练班里孩子们的普通话。他们刚开始会因为口音问题而害羞、发笑，但当我们也蹩脚地说起藏语时，孩子们便勇敢地大声表达了起来。在这所小小的学校里，我们都是学生。当书本慢慢泛黄，纸边悄悄卷起的时候，我们也找到了建造船只，乘船过河的办法。

我们开始教孩子们用汉语写诗。扎西在纸上写道：“风是草原的梳子，梳过牦牛的鬃毛。”顿珠在一边用铅笔不停地加粗描绘着：“我的书包里装着星星，因为老师说知识会发光。”当这些诗句被贴在教室后墙时，整个教室有了别样的春光。

某个清晨，我发现有人在诗旁边画了幅《星空下的骏马》，3匹骏马上骑着3个戴眼镜的人。我想那一定是扎西画的，扎西的阿爸是这片草原上最后一位制作马鞍的匠人，我总听见他骄傲地提起自己的父亲。那为什么把我画得这么胖呢，我不解地戳了戳他。“胖了就不会生病了。”扎西笑了笑，不好意思地跑开了。我看见他瘦小地身子越跑越远，扎西还不时回头看我，露出质朴的笑脸。在他们纯真的脑瓜里，总认为吃饱和减少高原反应是成正比的。

5月的草原泛着青灰色的冷意，我们带着孩子们去湟水河边采集标本。顿珠背着竹篓走在队伍的最前面，他的藏袍下摆上插着草籽，辫子的最顶端别着一朵萎蔫的格桑花。我踩着碎石路，听到背包里晃荡的声响，那是孩子们早上出发前硬塞给我的鸡蛋，足足有20多个。

“老师快看！”扎西突然指着远方的山峦。云层裂开一条缝，阳光像金灿灿的哈达铺在神山顶上。孩子们的影子在草地上拉得老长，像是长长的一串经幡。我举起相机，相机里出现的是格桑花的光斑，我恍惚觉得那些曾经的支教老师们，是不是也在这样一个位置，用一个姿势，拍下同样的风景？

实验室设在一座空房子里。我们用搪瓷盆当显微镜载物台，将湟鱼鳞片放在阳光里观察。顿珠突然用藏语说了句什么，孩子们都笑了起来。“他说鳞片像阿妈打的酥油茶。”扎西翻译道。昂布抬头把鳞片贴在额头上：“这是山神的镜子！”我望着那些闪烁的银片，突然明白教育不该是生硬的移植，而是让知识在高原的土壤里开出自己的花。

雨季来临，校舍里的几处有小小的漏雨。我们用塑料布盖在床铺上，依次在漏雨的地方摆上接水的陶罐。我听到陶罐叮咚作响，像有人在敲古老的藏铃，破洞里漏进来的月光照在孩子们的黑板上，上面歪歪扭扭的字体显得十分可爱，仿佛伴随着晃动的光线在跳舞。多吉校长听到声音披着氆氇进来，往屋子的火炉里添了几块晒干的牛粪，热了一大锅热水。那是非常环保的燃料，我早已习惯了这样的生活方式，藏族人民的淳朴，是雨季里明媚的诗。

祭海节很快就到了，我们跟随乡亲们来到青海湖边煨桑。煨好的桑台上腾起袅袅青烟，孩童们将糍粑撒进湖中。顿珠的阿妈塞了一块奶渣到我手里，用生硬的汉语说：“老师，吃。”咸香的奶渣在尖尖的舌头上化开，远处的湟鱼跃出水面，将蓝天白云的倒影搅得七零八落，祈福的话语无数次地记在耳边，仿佛多说几句，就真的能让山神听见。

离别前的最后一课，我们教孩子们唱《在希望的田野上》，30多个孩子的声音混在一起，像湟水河的浪花在奔腾，唱到“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”时，顿珠突然用藏语接了下来，两种语言在教室里交织成了彩虹。窗外格桑花盛开，飘落在孩子们课本上的粉白花瓣飘落在课堂上。

收拾行李时，我在枕头下发现了一叠画纸，每张纸上都画着3个戴眼镜的人，有的在批改作业，有的在给孩子喂药，有的在修补书桌。最后一幅画的是3个藏族小孩，他们手持画笔，在认真答题、在努力做操、在庄严的国旗下端正敬礼。教室的四周画满了格桑花，我攥着画纸找顿珠，他低头踢着石头：“老师说过，知识是不会断的。”我蹲下抱住他，闻到他头发里的酥油香，听到远处的红旗在风中哗啦啦作响。

吉普车发动的时候，孩子们追着车跑出很远，激起的黄土烟差点淹没了孩子们的脸。扎西抱着我们送的书包，顿珠和孩子们用力地和我们挥手。后视镜中，学校的校舍渐渐变小，最后在草场上变成了一片漆黑的斑点。我摸出保温杯，杯底放着几片花瓣茶叶，一定是某个孩子偷偷放进去的，网上募捐的文具崭新地摆在讲台前，和那本泛黄的笔记一起留在那儿了。

回去的路，我点赞了校长微博的那条置顶，“人会老去，花儿会枯萎，但是一茬接着一茬，总有人会再踏上这片土地的，就像格桑花儿年年都会开放一样。”

风从青海湖吹来，带着一丝咸湿的水汽味，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日夜晨昏，早就在脑海中开出了夏花。青春是一粒埋进土里的种子，而高原的风记住了它抽枝发芽的模样。